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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你在硅谷的沙丘路上遇到一位这样的老人：高挑身材，瘦削面孔，紧纂的眉头，一双孔雀蓝色的小眼睛；拎着有Google标识的硕大手提包，却掩盖不住他身上那股精英气质。那么，你基本可以确定，他就是硅谷最具传奇色彩的风险投资人「约翰·杜尔」了。

被誉为“风投业四大天王”之一的约翰·杜尔，他的传奇之处，可不止于曾有过的“10年为KPCB净赚1000亿美元”。在硅谷，杜尔是站在 Sun、谷歌、亚马逊、网景、赛门铁克、康柏、Twitter 等科技公司背后的“教父”，他投资的公司中，有167家成功上市；在美国，无论是克林顿，还是奥巴马，都无法忽略他提出相关科技、经济政策的意见；他推崇互联网，这观念极大影响了美国的前副总统阿尔·戈尔。

而这一切，都是从他被KPCB（凯鹏华盈）拒之门外开始的。

英特尔的第二工作狂

1974年，风险投资这个行业，还处于“冰封期”。尽管红杉资本和KPCB都已出现，但那年获得投资的公司只有2家：花花公子集团，以及KPCB内部创业又自行投资的Tandem电脑公司。

正因如此，本该忙着投资的KPCB合伙人之一拜尔斯、NEA创始人克拉姆里克才有心情去“搭理”一个刚毕业，就想进风投行业的小伙子，也就是约翰·杜尔。他们和杜尔闲聊，劝他：“忘了风险投资这个行业吧，赶紧去找一个好公司的正经工作。”

杜尔没死心，他给KPCB的创始人帕金斯写信，要求加入KPCB。没想到，KPCB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：想要加入KPCB，一定要先去科技公司工作过。于是，杜尔只好暂时放弃了加入KPCB的念头，转而申请入学哈佛读MBA，一边在英特尔兼职做起了工程师。哈佛毕业后，杜尔来到英特尔的销售部门，和当时还是COO的安迪·格鲁夫一起，为英特尔赢下大笔大笔的订单。

格鲁夫是英特尔中出了名的偏执狂，工作风格强硬，而从小是学霸的杜尔，工作起来没比格鲁夫少疯狂到哪里去：

• 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，手下的员工凌晨2点都能收到他发来的邮件；
• 如果打给某个团队成员的电话响了3次没接，那个成员很可能立马失业；
• 当全身心投入到某件事情中去时，他几乎不需要休息和睡觉。 

很快，杜尔成了英特尔的销售总监，格鲁夫的得力助手。

就这样，5年时间过去了。风投行业逐渐“解冻”，杜尔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KPCB，他觉得，自己的能力也许已经可以担任起风险投资的工作。所以，他又和拜尔斯通了一次电话，拜尔斯告诉他，每天下午5点，自己都在斯坦福大学的操场跑步。

拜尔斯抛出橄榄枝，善于把握机会的杜尔立马就接住了这个机会。

接连着几个星期，斯坦福的操场上，都有着两人跑步的身影。聊天中，拜尔斯发现，杜尔很有“KPCB人”的影子：同时具有科技、商业知识储备，了解公司的销售、产品及市场运作。拜尔斯还四处打听，发现杜尔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。于是，相当满意地推荐他进入KPCB。

这下轮到格鲁夫“舍不得”了。不过，杜尔一直都想进入风投行业，去意已决，格鲁夫把“做投资没比做房地产销售好多少”这样的话都搬了出来，杜尔也不为所动。

短短两年，杜尔就从刚加入时只负责筛选BP的“勤杂工”，晋升成为KPCB的第五位合伙人。

不断冲刺投资顶峰

KPCB的创始人之一尤金·克莱纳曾说，如果让他重新考虑是否让杜尔加入KPCB，他不知道结果是否还是这样。很大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杜尔特别自信，“他太拼命、太狂热、太快就让自己陷入到一场交易中去了”。

杜尔的自信，来源于他在英特尔的工作经历。他知道科技发展的下一阶段，PC互联网时代即将来临，必须迎风而上。住在斯坦福附近的小公寓里，杜尔开始潜心摸索斯坦福大学这座“巨型孵化器”。这一研究，就挖出了大项目：Sun。

其实杜尔还在英特尔的时候，就从斯坦福教授访问英特尔的过程中，听闻了「斯坦福大学网络（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）」项目。这项目意在开发出便宜的小型计算机工作站，简称「Sun」。所以当SUN的创始人之一威诺德拿着7页BP给杜尔的时候，杜尔一瞬间就决定了投资。

“世界上有太多技术、太多企业家、太多钱。但真正稀缺的，是好团队。世界正在各个层面发生巨变，有技术驱动，也有市场驱动。所有这些变化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。想在这里面占据主动，必须专注于团队。” 

当然，投资SUN只是杜尔在互联网时代冲刺的开端。他在1981年与一位大学教授创立了Silicon Compilers公司，专攻“硅编译器”，不久就以几百万美元卖出；1982年，他投了3位从德州仪器公司辞职的员工，仅是一份餐巾纸上写出的BP，成了将IBM拉下霸主地位的康柏电脑公司……

初入风投行业10年间，杜尔给KPCB带来了1000亿美元的净利润。而之后的10年，杜尔投资了网景、亚马逊和谷歌等一系列明星公司，奠定了他在风投行业无人能及的地位。

1994年，当硅谷大部分创业公司还处于200～400万美元估值的时候，吉姆·克拉克，网景的创始人，一张嘴就说自己这还未盈利的公司估值1800万美元。克拉克起初找到的是硅谷另一大投资公司NEA，但NEA的投资人们听到1800万美元就当作了烫手山芋，扔给了杜尔。

杜尔并没有被这高昂的价格吓坏。他甚至有点期待着这一刻到来。早在1991年，他就和比尔·乔伊讨论过互联网的发展趋势，认为终有一个程序会再次改变世界。在和开发出网景浏览器的22岁少年马克·安德森面谈的时候，他能感觉到，这个程序就是网景浏览器了。

于是，杜尔以500万美元获得了网景25%的股份，直接进入了公司董事会。他拉来了IBM、苹果等大公司中的高层，组建起创业公司的“梦之队”，这也让网景快速具备了IPO的基础条件。

1995年8月，正值IPO淡季，网景公司将股票定价在28美元/股。摩根士丹利的人们想着快点将网景推上市，他们就可以早一点去为能赚更多钱的拖拉机公司募资。所有人没料到的是，因为买家实在太多，网景一直无法确定开盘价，直到每一股的价格升至71美元。

KPCB的500万美元投资，获得将近4亿美元的回报。

“我们的使命就是获得人类史上最大的合法收入。”这是杜尔做投资的终极目标。

KPCB的最大竞争优势

对比其他硅谷知名投资人，你会发现，杜尔做投资，真的是太有热情和活力了。

杜尔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。尤其到90年代中期，美国创业走向高峰，他工作最夸张的时候，同时拥有5部电话、3部手机、1部可以发邮件的Palm、3台电脑。在他每天背着的背包里，一定有2台相机和2台电脑。

也许你会奇怪，他为什么还要带着2台相机？那是因为他和每个人见面，都要架起相机合影，就像我们现在习惯于见面时合影自拍一样。

许多和杜尔打过交道的企业家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回忆：

“杜尔是一个让你无法拒绝与他见面的人。如果你是他想挖的人，他不仅直接给你打电话，还与你的家人建立良好关系；他还会尽可能快的买一张机票飞到你所在的城市，找你面谈。除了邀请你在他所投的公司担任要职，还会帮你计划长期合作的可能……”

另一方面，在所投的公司中，杜尔更倾向于在所投的公司中扮演“上帝之手”。他就像一个安检站，能够迅速从这个领域中识别出最适合的人选，并竭尽全力把人挖到公司。

举个例子，在投资谷歌之后，杜尔为谷歌找了70多个CEO的人选。不过，佩奇和布林都希望找一个有技术背景、管理才能的人来当CEO。可惜他们的目标人物——埃里克·施密特拒绝了他们的邀请。

此时，杜尔就开始了“杜尔式的狂轰滥炸”。活动上碰到施密特，杜尔就当面问，“你为什么不去Google看看？”平日里碰不到施密特，他就翻通讯录、打电话，邀请他去谷歌看看。几个月后，施密特终于同意和两位创始人见上一面。最终，“挖人”成功了，施密特成了两位年轻创始人多年的得力帮手。

Google三人组 

杜尔的回报自然不菲。他当初投资谷歌花了1250万美元，谷歌上市之后，总回报约有52亿美元，是当初的400多倍。

除了为投资公司物色人才，杜尔还会审视项目，让业务上有联系的公司相互合作。比如，他为Excite公司和网景牵线搭桥，Excite公司花费7000万美元，他们的搜索引擎就搭载上了网景公司的浏览器。这让Excite公司获得了极大的流量，成为了仅次雅虎的搜索引擎。

“KPCB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约翰·杜尔。”硅谷导师比尔·坎贝尔曾如此评价道。

继承KPCB四名合伙人的衣钵，杜尔在2016年成为KPCB的董事长。他的目光，也从做投资转移到培养新一代投资人和建立KPCB内部的新体系上来。

已经65岁的杜尔，依旧活跃在硅谷风投的前线。他也曾坦言：“作为一名投资人，帮助许多创业者们解决发展早期问题的那些日子，是职业生涯中，我最为自己骄傲的时刻。”